編者按
黨中央決定，今年在全體黨員中開展“學黨章黨規(guī)、學系列講話，做合格黨員”學習教育。黨章是黨的一面旗幟。從工人階級政黨的第一個綱領——《共產黨宣言》，到中國共產黨黨章，在這面光輝的旗幟下，一代代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，救亡圖存、浴血奮戰(zhàn)、改天換日、鑄就輝煌，使中華民族重新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。從本期開始，《中國組織人事報》推出“共產黨人與黨章的故事”系列文摘，展現我們黨制定黨章、完善黨章的歷史，講述優(yōu)秀共產黨人尊崇黨章、遵守黨章、維護黨章的故事，敬請關注。
1920年11月，毛澤東、何叔衡等在長沙秘密組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。（油畫）
十月革命一聲炮響，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。隨著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全譯本在中國的出版，共產主義這個“幽靈”也從西方“游蕩”到了東方，到了中國。中國早期具有新思想、新思維的知識分子，通過接觸《共產黨宣言》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，開始了自己世界觀轉變，逐步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、共產主義的信仰。毛澤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對自己第一次讀到《共產黨宣言》，系統接受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，毛澤東終生未忘。他曾對采訪他的美國記者斯諾，深情地回憶起第一次讀到這本經典著作的情景：
“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……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。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，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……這三本書是：《共產黨宣言》《階級斗爭》《社會主義史》。到了1920年夏天，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，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，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。”
為領導湖南的“驅張”運動（指驅逐軍閥張敬堯的斗爭），毛澤東于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。當時，他除了白天與外界聯系“驅張”的有關事宜，為各地代表團提供或轉發(fā)“驅張”消息外，一門心思地撲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上。這次北京之行的最大收獲是，毛澤東從羅章龍那里借到的油印本《共產黨宣言》。得到這本經典著作后，他便如饑似渴地研讀起來。
在京期間，隨著“驅張”斗爭的深入，毛澤東開始考慮趕走了張敬堯后，湖南應該怎么辦的問題。1920年4月，毛澤東由北京到上海，向陳獨秀討教治湘方略，和他交流自己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刊的體會，交流改造湖南的見解。
毛澤東以求教者的身份向陳獨秀討教：“去年在北京聽了你許多關于社會問題的精辟見解，受到很大啟示。你創(chuàng)辦的《新青年》雜志我最喜歡看。你一貫倡導的‘科學’、‘民主’的精神，我最推崇。在你的啟發(fā)下，去年我在長沙也辦了一本《湘江評論》刊物，后來被軍閥張敬堯查封了，也是以你倡導的科學、民主為宗旨的，宣傳新思想、新文化，在我們長沙比較受歡迎。”
接著，毛澤東又談了他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蘇聯十月革命的文章。陳獨秀聽后說：“你讀的還真不少。我告訴你一個消息，馬克思的《共產黨宣言》全譯本，我正要陳望道先生翻譯，主要是從日文和英文對照翻譯，我想這個譯本比其他摘譯本要準確、全面，估計最近就會出書，到時，我一定寄幾本給你，同時也請你在湖南多宣傳一下。”
毛澤東繼續(xù)說：“我喜歡讀《馬克思經濟學說》和馬克思《資本論》第一卷，這里的許多問題，好像是針對我們中國的情況說的一樣。邵飄萍著的《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》、《新俄國之研究》我也看了，受益匪淺。”
陳獨秀聽到這里，笑著說：“你讀了許多書，看來你是一個真正喜歡讀書的人。”
毛澤東繼續(xù)說：“現在，社會主義學說，花樣繁多，有無政府社會主義，有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，有基爾特社會主義，有科學社會主義，我比較了一下，特別是比較了俄國革命的歷史，覺得科學社會主義比較好，因為俄國革命正是在這個主義的指導下取得勝利的。我想，我們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，可能也離不開這個社會主義的指導。”
陳獨秀點了點頭：“你說得很對，我們也正在研究這個問題。告訴你，我正與李漢俊等人商議，成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問題，你回長沙后，是不是先把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事搞起來。”
毛澤東連忙說：“可以，回長沙后，我們就以新民學會為基礎，把建立青年團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這兩件事先做起來。”陳獨秀露出了贊許的目光。
這次在上海，毛澤東與陳獨秀曾多次交談，這對于他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。正如他后來與斯諾所說的那樣：“我第二次前往上海，在那里我再次見到了陳獨秀，我與他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，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，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時期，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。”
從上海回到長沙后，毛澤東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建團、建黨上，并于這年冬天，在長沙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。
